湖州味道｜湖州镜：农耕时代的工商传奇

Original 湖州发布湖州发布 2023-12-10

播音：王然、汇哲

全文9813字，阅读约37分钟‍《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潘林荣‍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的八大展区中，陈列了4万多件展品，面对目不暇接的国宝，我的目光在一面铜镜前久久停留：铜镜八瓣葵花形，直径16.9厘米，不同于有着奢华繁缛纹样的汉唐铜镜，它的背面光素无纹、清丽沉静，小小桥钮左侧的长方形框内饰有“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铭文，两行14个宋版书体文字秀雅而不失刚劲。虽然，历史的沧桑让这面湖州镜磨损严重，但其所透出的内敛隽永之美仍让我深深铭记。

宋代湖州镜在全国各大小博物馆中多有收藏，然而或许因为一些人对“颜值”的偏见，湖州镜往往不太被珍视。2006年，得上海收藏家陈先生之助，200多面湖州镜回归故里，入展湖州市博物馆，关于湖州镜的话题才渐渐为本乡本土人更多关注。

铜镜是正衣冠、饰面容的铜锡合金梳妆用具，盛行于玻璃镜子发明以前的古代社会。铜镜在我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甘肃齐家文化。战国、汉、唐时期的铜镜以繁复华丽的纹饰、祈福避祸的铭文而成为皇家贵族奉纳使用的奢侈用品。

湖州铜镜

与大唐铜镜登峰造极的工艺纹饰相比，宋代铜镜算得上有些式微，但它开启了铜镜商品化、市民化的新篇章。不同于我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宋代社会深受“农商皆利”的士大夫价值观影响，北宋初政府即采取轻税恤商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城市、城镇的数量及规模成倍扩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自然就释放出对铜镜这类昔时贵族奢侈品的广泛需求。大量私家铸镜作坊应运而兴，湖州镜是当时最出彩的工艺品之一。成书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记：“湖州旧鬻镜，行于天下。”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段话颇有代表性：“在南宋墓中经常发现民间制造的铜镜，其中以著名的湖州石家镜发现最多。”笔者数十年来行走观摩各地的大小博物馆，多数有湖州镜收藏。考古资料显示，在浙江各地的宋墓中湖州镜几乎成为标配，江西、江苏、四川、湖北、福建、安徽、广西、河南的湖州镜出土比较多，重庆、湖南、广东、陕西、上海、辽宁、河北、云南、广东、北京、甘肃、宁夏也有发现，最远抵达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塔虎古城、广元店古城）、新疆（达勒特古城），全国各地几乎都出现了湖州镜的身影。

现藏于湖州市吴兴区湖镜博物馆的石家镜，上有铭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家真青铜照子记。

江西饶州、抚州是仅次于湖州的宋代铜镜产地。两地虽然具有铜矿原产地的资源优势，但饶州镜、抚州镜在全国各地的出土明显少于湖州镜，连江西本土文物专家陈柏泉也承认，“在江西地区出土的宋镜中，也以湖州镜为多数”。其他如建康（现南京）、建州（现建瓯）等地的铸镜也难望其项背，宋代的湖州镜可称得上冠绝一时。

宋代，东北先后属辽、金政权，西北为西夏盘踞，湖州镜输入这些地方往往在查验时留下押记。如：呼和浩特市北郊出土“湖州真正念二叔镜”的“富民县丞”刻字，普兰店市后元村的“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铭镜的“都右院官”押记，北京通县金代石宗璧墓“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铭镜的“通州司使司官押”，赤峰博物馆馆藏“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铭镜的“大□官□”刻字。洛阳出土“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铸”铭镜的“河南录判押”“南人作”线刻——这些押记都是湖州镜销往金国的“通关凭记”。天水麦积区博物馆馆藏“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铭镜有“赖伏羌城验讫官”“臣”刻字，则是西夏国边贸官留下的印记。

湖州镜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出土，更显示了它风靡一时的品牌影响力。自汉代开始输入的东亚大陆铜镜，一直被日本人视作神物。日本平安时代、镰仓幕府时代的权贵十分推崇湖州石家镜。据长期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学者苌岚的成果：除羽黑山遗址外，日本发现的湖州镜共29种85面，其中27种83面是湖州石家老铺商号，又以“石家念二叔镜子”最多，共有26面。这些石家镜主要出土于除北海道以外日本各地的经冢、高山祭祀遗址、寺社等处，常与中国瓷器一起出土，尤以中日贸易主要集聚地九州最多，很显然是与外销瓷一起输往日本的。

日本出土湖州镜分布图

在山形县的羽黑山顶遗址发现的五六百面镜子中，除去434面日本和镜，湖州镜有29面，确定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铭文的镜子多达13面，其中11面的背面还有飞天蝶纹、飞云蜻蜓纹和草花纹装饰，这些纹饰多不见于中国本土，有学者推测很可能为日本在湖州石家老铺定制（或仿制）的特种湖州镜。

福冈县白山神社经冢、佐谷经冢出土的石家镜分别伴出天仁二年（1109）、天治二年（1125）经筒，可以确定，湖州镜最迟不晚于北宋徽宗朝时已进入日本，这份尊宠延续了一百多年直至南宋晚期，而且湖州镜对日本铜镜的本土化产品和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半岛，湖州镜也是香饽饽。《韩国的铜镜》收录湖州镜21面，其中念二叔铭镜12面，超过半数。

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I号”，是古代海上丝路上最大的贸易船只。2007年开始实施的“南海I号”水下考古项目中除了发现数以万计的宋代瓷器，还出土了葵花形、菱花形、心形等多面湖州镜，其中带柄湖州镜有“湖州石十二郎□□□照子”铭文。据考证，这是一艘南宋初年由泉州港出发、驶往新加坡和印度方向的大型远洋贸易商船，可以推测宋代的湖州镜很有可能还销往东南亚、南亚各国。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湖州南庙前街西石家念二叔”铭葵花镜

对于湖州镜流行的具体历史时期，史书缺乏明确的记录，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是湖州镜始于北宋晚期、盛于南宋早中期。

清代《藤花亭镜谱》（卷四）著录有“湖州石十姐摹练铜作此照子”铭文镜。作者梁廷枏将铜镜年代定为南唐，实物未见留存，难于确证。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赵敬，为了避讳，宋代铜镜背面刻铸的铭文有时称“照子”。

目前已公布最早的湖州镜考古资料有两例：一是常州市红梅新村M1出土“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葵花形镜，发掘者推断墓葬年代为宝元年间（1038—1040）；二是江苏江阴市葛闳夫妇墓，分别出土“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铭方镜、“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铭方镜各一面，墓主葛闳皇祐三年（1051）以屯田员外郎知江阴军，熙宁五年（1072）卒。

“湖州石十八郎清铜照子”铭福袋形镜（湖镜博物馆藏）

安徽潜山市太平村北宋潘景唐墓“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铭六葵形镜，根据墓志，墓主乾德四年（966）原葬于怀宁县德顺仁乡，元祐年间后代迁葬于现址。这面湖州镜是始葬时放入的北宋初年的产品，还是迁葬时的北宋哲宗朝之物，尚未定论。目前考古发现所见北宋中晚期湖州镜之工艺已相当成熟，综合分析各方面材料，湖州镜初创于北宋早中期、兴盛于北宋晚期至南宋前期这一推论基本成立。

目前考古所见年份最晚的宋代湖州镜材料，为江西清江景定元年（1260）韩氏墓出土“湖州□□□念五□照子”铭镜。南宋晚期，在无数的粗制滥造山寨版镜子的冲击下，石家镜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洛阳、会稽、扬州等曾经是战国、汉、唐铜镜的集中产地，但在我国的历史文物命名中很少出现洛阳镜、会稽镜、扬州镜之类的说法，“湖州镜”之名显示了它独特的荣耀。

湖州镜成为宋代贸易量最大、流通面最广的青铜镜。这亮眼的业绩，不能被视为在宋代商品经济大潮“躺赢”的结果。论产品的销量和市场份额，龙泉窑、景德镇等各色瓷器才称得上是宋代最具影响力的大宗商品。但是，湖州铸镜业原始的商业品牌意识、家族式的持续传承以及区域性的产品集聚效应，放在当时各门类的工商产品抑或各地区的经纬坐标中去比较，都算得上出类拔萃。

宋代商品经济的兴起与私营手工业的发达，快速催生出了一批有姓有名的商号。《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及《梦粱录》等宋人笔记中都记载了北宋汴梁、南宋临安一批以经营者姓氏与商品合称的店号，如“金紫医官药铺”“宋五嫂鱼羹”“孔八郎头巾铺”“彭家温州漆器铺”等。《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闹市区，一眼望去便能看到“刘家上色沉檀拣香”“孙羊店”“正店”等旗幡或幌子。

清明上河图街景

宋代文物中也常出现类似的牌记店号，如：安徽六安南宋墓出土银器上压印有“顾玉郎”标记，浙江永嘉宋代窖藏银器中有“京溪供铺记”等铭刻，江苏溧阳平桥宋代窖藏有“李四郎”“张四郎”铭记的银器等。最多见的是宋元瓷枕，磁州窑有“张家造”“李家造”“王家造”“张家枕”等戳记，吉州窑有“严家记”“舒家记”“陈家号记”“郭家枕”等戳记；景德镇青白瓷盒子上的戳记则有“许家盒子记”“蔡家盒子记”等。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方形铜版，不仅标示店铺的字号，还刻画有捣药的白兔，提示消费者“认门前白兔儿为记”，这个青铜版是世界上最早商标广告印版。《梦粱录》中说：“大抵都下买物，多趋名家驰誉者。”可见当时的买家也开始追逐“驰名”商品。

宋苏汉臣《妆靓仕女图》

始见于五代南唐的“都省铜坊”铭官铸铜镜，至北宋前期仍见流行。这种素面同时铸以作坊和工匠名的铜镜形制，应该对宋代湖州镜、饶州镜等私家作坊铭文镜的流行产生了直接影响。

以湖州镜为代表的宋代素面铭文镜是私营手工作坊商品，镜铭多以双框或单框、行楷书印戳式标明州名、姓氏、产品、品质，构成了完整的文字型商标店号，它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倾向于主动在自己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识，以便与同类产品区分开来，具备了较为清晰的原始商标广告属性。特别是其中的“真正”“无比炼铜”等铭文，较之磁州窑瓷枕、景德镇瓷盒子的简单牌记，具备了更加明显的商业推广意义。湖州镜在全国各地乃至日本、韩国的出土表明，它确实已经成为当时获得广泛认同并使用的手工业产品。

在这股原始广告商标潮流中，与大多数缺少代际传承的商家店号不同，湖州镜以家族式世代相传一二百年的骄人历史，确立了在中国商品经济品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石家铸镜除祖石家、石家以外，常见以叔、郎、哥指称的石家镜号，叔、郎、哥冠以序数就是古代平民的名字。二郎、三郎、五郎……十郎、十五郎……三十郎、六十郎，二叔、三叔、五叔……念二叔、念九叔……这些并不能确认是石家男儿间的长幼辈分，但可以肯定石氏家族男儿多经营匠铺投身铸镜业。而从石十五郎到石十五郎男念四郎、石十五郎承祖石六十郎、石十五郎男四十郎、湖州真正石十五郎孙七十郎等铭文，可以看出“石十五郎”至少祖孙三代经营自家镜号。最厉害的要数“石念二叔”，目前已发现最早的“石念二叔”铭铜镜可追溯至北宋中期，年份最晚的考古纪年材料出土于成都石岭村的南宋宝庆元年（1225）墓，绵延二百年左右。其他石家镜号延续数代、上百年的比比皆是。

与之相比，宋代其他城市的镜号的传续时间及规模产量均无法与湖州镜号相匹敌。饶州铜镜名号“叶家”“周家”“许家”，主要流行于南宋早期很短的时间；建州铸镜大家黄家主要见于北宋晚期至南宋前期；北宋中晚期“江宁府茆家”与南宋“建康府茆家”，应该是一种传承关系，可惜支撑的文物材料太少。另外，宋镜文物所见的杭州“高家”、建州“黄家”、成都“龚家”、西安“黄家”、真州“孙家”、抚州“曾家”、吉州“李家”、袁州“杨家”等等，大多是零星出现的店号，延续时间不详。

《绣栊晓镜图》北宋王诜（传）

前文所提到的银器行业如“顾玉郎”“京溪供铺工夫”“李四郎”“张四郎”等店号多为个案，看不出有世代相传的印记。横跨两宋的“张家记”“张家枕”“张家大枕”等磁州窑瓷枕，是当时少数堪与湖州石家镜媲美的以家族式传承经营的驰名品牌商品。

湖州并非铜矿产地，湖州镜的质量多数略逊于铜矿所在地的饶州镜、建州镜。湖州也非都会大市，没有临安、建康等的超强商贸辐射能力。但湖州妥妥地成为了两宋最大的铸镜中心，原因之一是其身处江南富庶之区的雄厚工商经济基础，原因之二是毗邻临安坐拥运河的便捷交通条件，更重要的是数十家、近百家私家铸镜作坊形成的集聚效应。

据长期致力于湖州镜收藏研究的高勇勇统计，湖州镜不同名称的镜号达140余个，光石家铸镜铺号就有二、三十家之多，另有李、徐、陆、万、黄、符、刘、张、孟、韩、杨、丁、王、周、蒋、孙、严、萧、严、钱等诸姓作坊，另有石道人、吴道人、严道人、丁道人等富有道家色彩的镜铺。

如此多镜号的集聚存在，加剧了铸镜业的商业竞争。为防假冒，“真石家”“真正石家”“祖业真石家”“承祖石家”“承父石家”“真正承父王石家”“石家法炼”等出现在石家镜铭文里。南宋早中期镜铭中更是以“真炼”“三炼”“久炼”“无比炼铜”等来宣示自家的品质，还有每两六十文、一百文、一百二十文等明码标价的“吆喝”。产业的集聚、竞争的激烈最终全方位提升了湖州镜在全国市场的品牌优势，造就了“石念二叔”这样处于金字塔尖的双百年老号。陕西师大赵宏磊的硕士论文《宋代湖州石家镜研究》收录出土及馆藏石家镜122面，其中最多的“石念二叔”铭文镜47面占38.5%，其次为“石十五郎”“石家”和“石十郎”的店号。

石家镜中有两类标注明确了地名：“仪凤桥”“南庙前街西”。据笔者所见，公私收藏“仪凤桥”铭宋镜19面，其中标“石家”店号的有11面、“阻（祖）石家的”2面、“仪凤桥王名石磨青铜镜”2面、“石三郎”“石家三叔”“石三”“石念二叔男念七郎”各1面、其他有“湖州仪凤桥南上等青铜镜铺”铭的无名号镜1面、标示“南庙前街西”的石家镜5面，均为“石家念二叔”所有。

“湖州仪凤桥南上等青铜镜铺”铭方镜

仪凤桥位于府治西南，始建于唐仪凤年间，北宋重建，南宋绍熙三年（1192）桥毁于火灾，易名绍熙桥。桥横跨市河漕渎之上，其南有街正对南门定安门，是湖城通往临安的要道，酒肆茶楼林立，自古为湖州闹市街区。南庙前街又在哪呢？湖城寺庙多分布在府城东北部，城南区域历史上只有始建于中唐的大宁寺、三国的吴文帝庙及其旁边的得贶庙三处，其位置均在仪凤桥南，镜铭中的“湖州南庙前街西”应该就在这附近。另外，湖州市博物馆和广西桂平市博物馆收藏有“湖州南真正承父王石家三叔炼铜照子”各1面，“湖州南”其位置应该也在城南区域。据此判断，宋代湖州镜作坊主要集中于湖城仪凤桥一带，著名的“石家念二叔”镜铺在仪凤桥南的南庙前西街。有“仪凤桥”“南庙前街西”标示的石家镜基本上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大多数工艺上佳，为湖州镜中的精品。

“饶州祖业真石炼铜镜”“镇江府水军酒库前石家照子”“建康府石家念二叔”“杭州真石九叔青铜照子”“平江府石家青铜照子”“湖州周家寄居婺州炼铜照子”等铭文铜镜的存在，表明以石家为主的宋代湖州镜号很有可能已把分店开到了各大城市。

“念二叔”的“念”就是《辞海》中的“廿”，江浙吴语系中读作“念”，是二十的意思。一个非常小众的吴地方言发音，居然因为商标性的镜铭，广为海内外的民众所熟知，显示了原始商业品牌的传奇魅力。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潮让湖州镜风生水起，然而，工商经济繁荣所引发的边际效应，也让包括湖州镜在内的铸镜业“戴着镣铐在跳舞”。

铜是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兵器和铜钱的主要铸造原料。宋代，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决定了铜铸货币量需求的空前增长。史载，唐天宝年间货币的流通量32万贯，至宋初达到近100万贯，宋神宗时更是突破500万贯。另一方面，由于宋代铜钱币值稳定，信用良好，且铜钱材值高于币值，宋代铜钱不仅流向辽、金、西夏等各少数民族政权，而且通过海路输送到今天的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进一步加剧了铜荒，因此铜禁作为一项国策、贯穿于整个两宋。

从《宋会要辑稿·刑法》的记载来看，宋徽宗时铜镜与磬、钹等日用铜器具，只要“籍记工匠姓名”，还是允许民间铸造的。官商合作、私有手工作坊接受官府监管，是身处“铜禁”桎梏的宋代私家镜号的生存之道。

除了文思院、后苑造作所等服务于皇室宫廷官家铜镜作坊外，各地设立的铸钱监（院）参与铸镜，在宋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地出土或收藏的宋代铜镜中有“赣州铸钱院”“东京铸钱监”“建州丰国监”“饶州铸鉴局”“升州钱监”等铭文的铜镜，就是明证。湖州官方铸钱机构湖州旧鬻监设立于元丰二年（1079），高勇勇认为这个旧鬻监可能参与了湖州镜的铸造与监管。广西藤县出土菱花镜铭文中的“湖州照子局”，应该也是宋代湖州的官家作坊。

庆元三年（1197）的禁铜措施中一项规定：“民间照子，令湖州拘籍工匠在官铸造，从人户请买。”这一政策既说明当时湖州民间铸镜业之发达、从业者之多，也表明官府在禁止私铸背景下提高官营作坊的地位，强化对民间作坊及其工匠的登记监管。

事实上，目前发现的乾道三、四、六、七、八年纪年的“湖州铸鉴局”铭湖州镜，表明乾道年间（1165-1173），官府就已成立了湖州铸鉴局来管理湖州铸镜业。历史文献中不见有关湖州铸鉴局的记录，但根据出土文物信息推断，铸鉴局应该设有官营铜镜作坊，官方以征调或差雇民间铸造工匠的方式展开生产。

湖州市博物馆藏的“湖州添差监押赵，忠翊厅监铸铜鉴”“官”“制”“人匠王七”“人匠石十八”“炉头许三”铭葵形镜标注信息最为丰富。市博物馆研究馆员闵泉认为，这是由赵姓宗室子弟担任添差监主持、忠翊厅监督制作之铜镜，他们是湖州铸鉴局的实际掌控人；“人匠王七”“人匠石十八”“炉头许三”都是铸造此镜的工匠姓名，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与铸鉴局之间是一种主从雇佣关系。杭州老和山出土的“湖州铸鉴局专作朱璋等监官忠翊郎兵马监押周（押）”葵形带柄镜，还专门注明了监押官吏的姓名和职衔。

“湖州添差监押赵”铭葵形镜（湖州市博物馆藏）

“湖州铸鉴局”铭铜镜中“铸造工匠石八乙”（天台、义乌馆藏）“铸造工匠石八乙”“铸造工匠杨二”（长兴和平出土）“铸造工匠石七乙”（湖镜博物馆藏）等等记铭，进一步实证了湖州铸鉴局直接监管、差雇工匠铸镜的历史。

常州武进蒋塘南宋墓出土的“湖州铸鉴局乾道八年铸炼铜监（押）”“石家”铭葵花镜，没有铸上工匠的姓名，而代之以有商号意味的“石家”，说明这一类已不是严格的差雇工匠的官营作坊，而是管理较为松散、由官方提供原料支付工钱、向登记备案的私人镜号订货的模式。

带有“湖州铸鉴局”铭的铜镜普遍质量上佳，长兴县博物馆馆藏“湖州铸鉴局”铭文的六葵形镜还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湖州铸鉴局乾道四年炼铜照子官”的六棱菱花镜，造型十分精美，也是湖州镜的上乘之作。湖州东林山麓宋代砖室墓发现的“湖州铸鉴局炼铜”铭方镜，出土时镜面铮亮，堪与现代水银镜媲美，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宋代湖州镜质量的偏见。

南宋“湖州铸鉴局乾道七年（1171）铸造炼青铜监□”“铸造工匠杨二”铭六出葵花镜

宋代除了对盐、铁、酒、茶、石炭（煤）等重要物资实行榷卖（统一专卖）、“买扑”（承包经营）制度外，对多数手工业产品实行配作制度。庆元三年（1197）“民间照子，令湖州拘籍工匠在官铸造，从人户请买”，就是兼具“买扑”制和配作制的形式，即私家铸镜作坊及其工匠由官方登记造册，得到官府授权制造，以“请买”的特许方式销售各地。除了各个阶段都可能有、南宋晚期大量出现的湖州镜低劣仿冒产品外，笔者认为，盛行于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早中期的标明姓氏店号的湖州镜，多数应该是得到官府登记许可的手工商品，显示了官民协作的专业手工工商业模式，湖州旧鬻监、湖州照子局、湖州铸鉴局就是当时铸镜业的监管机构。否则，历十数代经营的“石家念二叔”、标示“仪凤桥”“南庙前街西”确切地名的百年镜号，在“铜禁”的紧箍咒中如何能顽强地生存乃至风光无限呢？

“这个时期铜镜工艺处于缓慢发展阶段”，这是管维良《中国铜镜史》中对两宋时期铜镜的评价。确实，与汉、唐铜镜的银光璀璨、雍容华贵相比，说宋代铜镜走向式微一点也不为过。然而，毕竟这是一个商品经济蓬勃而起、华夏文明走向巅峰的年代，无论是工艺的变革、还是审美的创新，以湖州镜为代表的宋代铸镜业都作出了积极响应。它颠覆了汉唐以来铜镜制造业传统，铸造镜体单薄、实用性更强的铜镜，以更加亲民的姿态走向市场，推动了铜镜的市民化与商品化，堪称古代铜镜铸造业的一次重大转型与革新，在整个中国铜镜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铜镜的主要材料是铜、锡为主的合金。按照《考工记》的观点，“金锡半”（锡达到铜50%的比例）为制造镜鉴最合适的配比剂量。何堂坤的《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等研究成果表明，战国、汉、唐镜多是高锡合金，铜占60%-70％，锡占20%-24%，铅占4%-6％的配比最为普遍。这种合金的优点：一是因其收缩系数较小，宜于铸制纹样复杂的物品，所铸铜镜纹饰图案精美清晰，艺术价值较高；二是镜面呈银白色泽、易照影映像，且耐腐蚀能力较强。

汉唐镜与湖州镜合金成分对比

两宋时期，铜、锡等金属原料的供需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生存，铸镜匠人们不得不创新求变，改变汉唐以来铜镜材质的合金配比以应对挑战：锡含量降至10%左右，铅含量却增至8%以上（最多达20%），锌含量也增加，最高达8%。这种青铜合金也有其优点：延展性较好，一改汉唐镜材质较脆、易摔破的缺陷，使得当时铸造的铜镜普遍较薄，有效地解决了铜原料紧俏的难题，也得以降低成本、满足广大市井百姓的需求。但这种低锡合金铜镜难以铸出精美的纹饰，且大多为黄铜质，黄中闪红的色泽使得镜面的照影效果受到影响。

磨镜术的成熟，很好地解决了宋代铜镜在合金、工艺上的缺陷。磨镜业古已有之，至宋代特别兴盛，这或许是铸镜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催生的一个结果。刚铸成脱模的铜镜，表面比较粗糙、边缘不甚规整，在浇铸过程中还会产生一层金属氧化物，不能反射光线。镜坯在出范和作一般清理修整后，需用砺石和粗、细磨料逐次刮削、打磨，再用磨镜药抛光，此为“开镜”。镜子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因氧化失去光泽，古人很形象地称之为“昏镜”，这个时候就需要磨镜师傅上门“磨镜”：先用磨石将镜面磨光洗净，再涂敷锡汞丹药，加热后用白色毡团擦拭镜面，使其重新获得光鉴照人的效果。

南宋佚名《磨镜婴戏图》

据《梦粱录》记载，磨镜的手艺人时常穿街走巷，听凭召唤。南宋末周密的《齐东野语》对磨镜匠人有过生动描述：“用铁数片，长五寸许，阔二寸五分，如拍板样，磨镜匠手持作声。”闺阁妇女听见后，即可出来磨镜，叫做“惊闺”。明代就流行着这样的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宝镜绰约映春风。难见庐山真面目，拨雾还赖老磨工。”

五代十国时期发明的“胆水浸铜法”在宋代的推广，也成为应对“铜荒”和“铜禁”的良策。《宋史·食货志》对此法有过描述：“将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北宋铁产量剧升，为此法的推广创造了条件，胆铜产量占到全国铜产量的15%—20%。浙江临海黄泥坦宋墓出土“湖州石道人法炼生铁镜”、湖镜博物馆收藏的“湖州石道人法炼生铁照”等所谓的铁镜（照），就是胆铜法铸镜的重要物证。

宋镜的铸造工艺，较之汉唐镜发生了重大变革，翻砂工艺取代了范铸工艺。这种工艺透气性好，不会因腔内铜水聚热而炸裂，而且用同一个模芯可以多次翻铸，大大提高了铜镜的生产效率与产能，顺应了铜镜商品化的需求。当然，这种工艺与细腻的泥范铸造相比，铸件显得粗糙，这也是两宋铜镜广受诟病的原因。不可否认，在相对粗糙的宋代铜镜中，也有专为士大夫阶层定制的宋镜精品，如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温州景山宋皇裔赵叔仪妻子仇氏墓等出土的湖州镜精品，很可能是湖州镜中的一种高级定制产品。

石家宋镜之美（一）

铜镜乃妆容之具，怎么可能拖宋代生活美学的后腿呢？宋人尚意，讲究含蓄隐忍、不事张扬的意境，以宋词、青瓷、书画为代表，追求沉静素朴、简约内敛的纯粹之美。

中国铜镜在唐代以前以圆形为主。宋代，将唐代首创的葵花形、菱花形以及亚字形镜不断推陈出新，又创制出了长方形、鸡心形、桃形、带柄形、福袋形、钟形、鼎形等造型，出现了镜形最为丰富的局面。宋镜造型的多样性弥补了镜背纹饰简单化的缺憾，也为后世铜镜的形制定下了标准范式。以湖州镜为代表的宋镜，镜背素面无纹、镜缘线条干净饱满，配以长方框内的宋体楷书铭文，以一种简约素朴之美满足了广大市民阶层的世俗化审美需求，突破了从战国至汉唐积累的审美经验，传递着“返璞归真”的审美主张。

石家宋镜之美（二）

南宋中叶有个官员叫程公许，送弟弟程仲嘉到湖州长兴县赴任，赠别诗里写道：“霜刃割鱼慎莫尝，唯有青铜可照面。”意思是到了湖州不要吃生鱼，容易闹肚子，还是买点儿铜镜吧。

石姓，历史上主要聚居地在黄河流域。仪凤桥头以铸镜为业、曾经风云一时的湖州石姓家族不知其所源，宋亡之后也如石沉“崖山”、不知所终。没有族谱、难觅史料，只留下那一面面蒙着昏暗历史尘埃的石家镜子。

幸运的是，湖州石家的铸镜绝技在明清时期被同为“外来户”的薛氏家族所赓续。至大清乾嘉之世，湖州薛家镜贵为皇家贡品。“薛家镜子铸来精，仪凤桥头旧有名，石十三郎应自照，照侬半面不分明。”清代中期本土学者汪尚仁的这首《吴兴竹枝词》，再一次把湖州与中国铜镜的因缘际会轻轻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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